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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蔡先生是银行家，自然懂经济，而且有这方面的著作，那么想找一个学经济的人谈谈，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你的话才真是奇怪，有那么多的学经济的学生，他为什么单单找我？”章敬康很快地回答说，“而且，一个银行家要谈经济问题，还怕没有经济学专家的朋友，要来找一个学生？”

    这真可以说是振振有词，秦有守似乎被驳倒了，一声不响。

    可是章敬康不知怎么有这样一个感觉：秦有守还有话在肚子里没有说出来。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话，只是既然迟迟不肯直说，必然连秦有守自己也知道，要说的话是不中听的。因此他也不说破，只沉着地准备着，以宽恕的心情准备着，即使秦有守说了什么他不爱听的话，他也决定不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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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他这样默默地打算着时，忽然两声汽车喇叭在他们身后响了，同时有匆遽地刹车的声音，他本能地将秦有守往旁边一拉，以为差点叫汽车撞上，微微感到恐慌。

    “嗨！哪里去？”他们没有想到竟是柯惠南——他从车窗中伸出头来大声地说，“上来，上来！”说着，已经把车门打开了。

    他们都上了车。车厢很宽大，三个人并排坐在前座。秦有守跟柯惠南不太熟，章敬康替他们又做了一次介绍。

    那辆蓝色的buck别克——编者注有自动变速的设备，柯惠南揿下一个按钮，踩着油门，车子慢慢往前移动，一面又问：“你们预备到哪里去？”

    “回家。”章敬康说，“柯惠南，你不是来读书，是来做大少爷的嘛！居然又买了车子。”

    “这车子不是我的。”

    “谁的？”

    “我表哥的。他常回菲律宾，买了部车子放在这里，等他一走就交给我用。还有一所住宅，暂时也归我接收。新年我想举行个舞会，你们一定得来！”

    “ok！”

    “今天到我那里，先认认地方。”柯惠南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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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抱歉。”秦有守不肯去，推辞着说，“今天我正好有事，改天吧！”

    “那么，章敬康去玩玩。”柯惠南转过脸来说，“我还有几句话想问你。”

    把秦有守送回家，柯惠南转向中山北路。他住的地方是一所精致的小洋房，院子特别大。他先把汽车在院子里停好，然后带章敬康到楼上，在宽敞的走廊里休息，一面用酒精烧煮马来西亚咖啡，一面把他想问的话说了出来。

    “你最近常跟李小姐在一起吗？”

    章敬康没有想到他要谈的是李幼文，意识到他特意把他带回家来问话，一定有些缘故在内，便老实回答说：“不大在一起。”

    “怎么？看你们好像交情很不错似的。”

    这下，章敬康可不愿透露太多的真相。“嗯。”他含含糊糊应着。

    “前不久，我遇见过她一次。”

    “噢！”章敬康倾注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你们怎么遇见的？”

    柯惠南告诉他，大约十天以前，他应朋友的邀约到三重镇一家地下舞厅去玩，在那里遇见了李幼文。她跟三四个朋友在一起，有男有女，但看样子都像是不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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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消息应该不算意外，而章敬康仍不免感受到刺激。他讪讪的，感到很不好意思，好像有人说他meimei是太妹那样觉得难堪。

    “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如果你们交情很不错，你应该用你的影响力去纠正她。否则，一个好好的女孩就会毁了！”柯惠南说，“我来这儿虽然只有三年，类似的情形却看到过好些次。”

    章敬康直觉地表示了谢意，同时得到了一个启示——这启示坚定了他的决心，一定得把李幼文找到，想办法帮助她走上正途。

    爱情找到了新的、积极的意义，也为他自己找到了不得不然的借口，因而消除了他由于瞒着家人和好友去追求这种渺茫的爱情而产生的愧怍。这是件值得兴奋的事。

    圣诞节后一天，章敬康去拜访赵警官。那时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办公室里相当忙碌，赵警官先招呼他在旁边坐下，仔细地看完几件红卷宗装的公文，又接了两个电话，大概过了一刻钟，才有时间跟他谈话。

    “对不起，让你等得太久了。”赵警官说着，递过一支烟来。

    “谢谢你，我不会抽烟。”他说，“我有点事想请教赵先生，但是……”他抬眼看了看，一个小姑娘又把一沓卷宗夹送到赵警官的办公桌上来了。

    “你有话尽管说！”

    “我怕你工作太忙，好像不能为个人的事打扰你。”

    “没有关系，如果你有困难，需要我帮忙，那就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赵警官非常友好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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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说简单一点吧！上次有守请你打听一个叫李幼文的女孩子，”他微红着脸说，“事实上就是我托他的。”

    “噢。有守只说有个同学托他打听，没有说是你。”赵警官喷了一口烟，又说，“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有了什么麻烦？”

    “不是麻烦。那个地方……”他吃力地说，“不知道对不对？”

    “怎么，你去过了，一问不是？”

    “倒不是这样，我没有找到那个门牌。”

    “那你为什么不问附近的人呢？”

    他一下让赵警官问住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赵警官很深沉地看了他一会儿，说：“这样吧，你现在就说你需要我替你做什么。”

    “我有个很不礼貌的请求。”他定了定神说，“我想请你再核对一下关于李幼文的资料，是不是有发生错误的可能？特别是那个地址。”

    “这容易，请你稍微坐一下，我马上替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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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警官去打了电话，没有多少时间就有了答复——答复是肯定的，李幼文的家是在那个地方，绝不会有错。

    “谢谢你。”他站起来告辞，仍有着或多或少的困惑。

    “老弟！”赵警官叫住他，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可是迟疑了半天，却只说了句，“你是大学生，我不必多说什么了！”

    他懂得他的意思，一切劝告“尽在不言中”了。那么，他的劝告是什么呢？无非因为李幼文是个太妹，最好不要去招惹她。可是，“你是大学生”这句话，对他却另有启示：一个大学生在各方面都近乎成熟了，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智识去面对现实，如果一个大学生连一个太妹都应付不了，这个大学生对社会还有什么用处？

    这一个想法使他产生一股冲动，离开警察局后便搭上了零南路的公共汽车……

    “小弟！”在那条陋巷中，章敬康拦住一个十二三岁、穿了学生制服但赤着脚的男孩问，“请问你，六十三号之五在哪里？”

    “六十三号之五？”男孩偏着头想了一会儿，忽然大声地问，“是不是姓李？”

    “对了，对了！”他欣然回答。

    “我带你去！”

    男孩转身就走，领着他穿过一条曲曲折折的窄弄，眼前现出一片堆满垃圾的荒地，东南两面都在起造楼房，西面一排简陋的房屋，是从窄弄这面的违章建筑延伸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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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面，”男孩站住脚，遥指着说，“有个女人在洗衣服的，就是六十三号之五。”

    他再次向男孩道了谢，慢慢地走过去。“地方是没错了！可是怎么可能呢？”他在心里问自己。

    走近了他才看见，洗衣服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他只能看到她的背影，花白蓬乱的头发，还保留着烫过的痕迹，身上是一件很旧的织锦缎薄棉袄，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面前一个大铝盆，盛着一大堆衬衣、短裤、卡其长裤之类的